利弊之爭:化學肥料傳入中國早期的論戰

　　1905年至1910年，西方人開始在市面上向中國人贈送一種名曰肥粉的化學肥料，同時逐漸在福建與廣東兩省進行銷售。1913年之后，隨著化學肥料進口數量的不斷增多與使用地區的漸次推廣，國人圍繞化學肥料的爭論也甚囂塵上，主張大力進口并推廣使用者有之，反對進口者亦為數不少。卷入爭論的不僅有“中央”農礦部、各省建設廳與農礦廳、各級地方政府、各地農校與農業機關，還有洋行、經銷商以及直接的消費者農民。他們以《農業周報》《農報》《實業公報》《大公報》等各大報刊為陣地，圍繞化學肥料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利弊等問題，展開了持續的爭論。這場論戰發生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匯之時，且值世界各國處于經濟恐慌之時代，“莫不競相提倡改良農業，增加生產，鞏固農業經濟，以為立國永久之基礎。……最關切要者，則為適宜肥料之施用。”(張范村:《管理化學肥料之真諦》，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因而，這場圍繞化學肥料的爭論既體現了時人強烈的經世情懷，亦充分展現出中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中的矛盾與沖突。

 　　化學肥料之所以被反對，首先是基于其“洋貨”屬性，從而被視為西方對中國進行政治、軍事和經濟侵略的一種手段。“帝國主義者外和而內險的變相侵略政策，卻有比日本硬干手段還厲害的!這種政策是什么?就是化學肥料推廣政策”(第秋:《危哉!舶來化學肥料之推廣》，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13期)。一旦國人習用化學肥料卻又不能自主生產時，則農業利權盡操于帝國主義之手。為了實現侵略之目的，“外人調查時，明為視察商業”，實際上卻暗中進行著地圖考察與校對工作“以作軍事上之需用，此種陰謀，頗含政治性質”(大中華農業改進會:《帝國主義侵略中之肥田粉事業》，《農聲月刊》1933年第172期)。同時，大量化肥進入中國，已成為經濟上一種隱患，“總計自民元至二十一年共28461102擔，值洋83389838兩”(馬壽征:《化學肥料在中國之歷史》，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，金錢的流出讓時人頗為驚懼。在強烈的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情感之下，抵制化學肥料這種洋貨便成為抵抗外敵侵略的一種表達方式，“除對于其肥料推廣取絕對不合作主義以外，同時都步著可敬而痛快的壯舉和聲調，一致進行，不讓他伸足于東海以西，以保全我農業要素的完整”(《拒絕舶來化學肥料》，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18期)。在此民族情感支配之下，有些學者明知化學肥料對農業生產有所補益，亦強烈反對進口化學肥料。

 　　其次，化學肥料在銷售中存在著品種單一、優劣摻雜、標識不明、夸大其詞等弊端。當時市場銷售的化學肥料有蛾眉月牌、牛頭牌、鹿牌、獅馬牌等品牌，有肥田粉、糞精、餅精、灰精、骨精等名稱，其主要成分皆為硫酸?，對此洋行在銷售時并未清楚標識，反而“以夸大之廣告眩愚農之耳目”(陳方濟:《對于人造肥料推廣之管見》，《中華農學報》1926年第48期)。中央大學農學院曾對上海銷售的泰山牌肥田粉、九牛牌肥田粉、人獅牌黑色和合粉及白色肥田粉進行化驗，其結論皆是用之有損無益(蔡無忌、姚醒黃:《中央大學農學院復江蘇省農礦廳函》，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。有些地方所售肥田粉存在“對于有效肥料保證成分不符”“有效肥料成分不按公式配合”等問題(礦產調查所:《卜內門蛾眉月牌完美肥田粉分析報告》，《浙江省建設月刊》1930年第34期)。加之奸商漁利，“每用劣質貨品在市混售，農民罔知鑒別，利其價廉，誤購劣品以致貽害農田”。

 　　又次，化學肥料在實踐中對土質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。江蘇、浙江、廣東、福建等地區應用化學肥料較早且較普及，一時以為有功，久之則弊病叢生。汕頭稻草雖榮而結實不堅，菜蔬果實味苦易糜爛，甘蔗汁少色墨(汕頭國貨維持會:《請厲禁外國人造肥料案》，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;浙江甘蔗多患紅色菌病，柑橘味酸不耐久藏，冬瓜失其甘香且易腐爛;寧紹沿海各地之棉花結蒴小而遲開，各地之稻多患稻熱病及蟲害(朱海帆:《舶來化學肥料的危險與我國肥料問題解決的途徑》，《科學世界》1935年第4卷第2期);廣東甚至出現了肥田粉殺人的傳言(《肥田粉殺人之傳聞》，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61期)。不僅如此，化學肥料的使用容易引起整個生態系統的紊亂，浙江商會曾呈文農礦部，稱各地蟲災頻發且愈治愈甚，因各縣青蛙稀少，在其為蝌蚪時“已被肥田粉僵死”，“于是害蟲猖獗矣”(《浙江商會試禁人造肥料案》，《農業特刊》1930年)。不獨中國如此，“歐美施用礦質肥料，年代甚久，量亦甚多……滅殺土中之小動物及微生物，使其生產力減低，亦為慣見之事情”(張乃鳳:《化學肥料問題論戰縮影》，《農報》1944年第9卷第19至24合期)。此種危害令時人痛心疾首，“農業國家，土質最關重要，竟可說是全體人民命脈所寄，倘然土質變壞，不能耕種，那么，此四萬萬五千萬人將何以為生!”(曾養甫:《取締肥田粉之意義》，《浙江建設月刊》1933年第7卷第5期)。

 　　最后，部分學者雖然認為化學肥料“利益彰著，故有提倡之價值”，但認為中國目前的條件不適合使用。中國農民智識不足，多昧于眼前之利而盲目亂用;中國無健全的試驗與農業指導機關，可以幫助農民科學施用化學肥料;中國無相關肥料法律來禁止與處罰假冒劣質肥料;中國不能自行制造化學肥料從而免受外人之經濟侵略。因此，“我國農業上從各方面的觀察，現在不宜應用肥田粉”(張德粹:《對于肥田粉應有之認識》，《農業周報》1930年第53-55期)。

 　　這些政治、經濟、生態的因素交織在一起，使得化學肥料在當時一度被視為鴉片般的毒害物質，不獨學者們紛紛撰文聲討化學肥料之諸多弊端，且各地商會、國貨維持會、農業改進會等組織亦紛紛“勸告商人勿賣，農民勿買”，“請求國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內政部嚴令禁止入口”，各省建設廳亦在1930年前后出臺了一系列化學肥料管理政策，如加強進口管理和市場監管、征取稅收、取締劣質化學肥料等等。

 　　在對化學肥料的一片聲討聲中，亦不乏擁躉者，他們從不同側面對引進與推廣化學肥料的合理性進行了闡述。

 　　其一，使用化學肥料實乃時勢使然。在“科學昌明，生存猛競之今日”，中國要擺脫國貧民困，免于危亡必須首先復興農業，要改良土壤，快速增加生產，“不但舊有之天然肥料須增加用量，改良用法，即化學肥料之應用，亦必有增無減，此為人口增加后自然之趨勢”(包伯度:《天然肥料與化學肥料》，《社會月刊》1930年第2卷第4期);中國要走向現代化，“農業也得現代化，農業現代化就少不了化學肥料”(張乃鳳:《中國化學肥料之前途》，《西南實業通訊》1945年第12卷第5-6期)。

 　　其二，善用化學肥料可以極大促進農業生產。化學肥料較天然肥料有許多優點，如體小而價廉、效速而力大、輕便易用，且氮、磷、鉀三要素的含量可任意搭配(閻麟瑞:《化學肥料與中國》，《河南中山大學農科季刊》1929年第1卷第1期)，滿足作物的不同需要，如果應用得當可以增加生產。1925年曾有學者預言“他日中國農業界而能盡用此肥田粉以肥其田，我知盡中國之田地，皆可增至上述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之生產力矣”(《人造肥田粉，增進中國之富源》，《化學藥業雜志》1925年第1卷第6期)。“中央”農大土壤肥料系據各地實驗的結果推算(以民國26年的物價指數)，施用適量化學肥料后稻米產量可增加30.9%，小麥產量增加22.7%，棉花產量增加26.3%，油菜產量增加47.6(張乃鳳:《中國化學肥料之前途》，《西南實業通訊》1945年第12卷第5-6期)。同時，施用化學肥料既可以保持地力，亦可以變瘠土為沃壤。

 　　其三，進口化學肥料并非是經濟之漏卮，而是一種節流的辦法。“每購買值一萬元的小麥的錢，可以改做購買值五千元的肥料就夠了。我們拿這值五千元的肥料施用后，至少可以增加價值一萬元的小麥的產量。那么，因為購買小麥而流到國外去的一萬元就可以改做五千元了。這不是很簡單的么?”(張乃鳳:《解釋一個關于提倡人造肥料的疑問》，《農林匯刊》1934年第4期)

　　這場爭論從化學肥料進入中國之時即已開始，并在20世紀的30年代達到最盛。在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之下，民族主義對爭論影響甚深，學者們對化學肥料的認識偏于感性而弱于理性。但隨著論戰的展開，中國也展開了對農業生產發展各因素的全面研究與農業研究機構、學校的建設以及人才的培養，對肥料科學的研究、實驗尤為著力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有機肥為主、化學肥料為輔的施肥原則。從化學肥料初次進入中國到今天，時間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個年頭，中國的農業面貌與彼時相比早已不同，化學肥料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不僅早已司空見慣，而且依賴甚深。當我們呼喚“有機農業”“綠色農業”“生態農業”的時候，再次審視民國時期的這場爭論，對于我們合理利用化學肥料、重新審視傳統有機肥料的價值，建立可持續的生態農業頗具意義。